机构改革需要法律规制

薛刚凌
　 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以来，大的机构改革就有7次，分别在1953－1954，1957－1958，1961－1963，1970－1971，1982－1983，1988，1993－1994年进行。如果加上1998年开始、尚未结束的这一次改革，则有8次。撇开正在进行中的这一次，前7次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由于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加之政企不分和职能交叉，导致了第8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目前，中央一级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省一级的改革尚在进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还有待于开始。

　 应当说，机构改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加深，政府职能日益扩展，政府的规模也日趋庞大；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资源的有限性，也由于政府规模膨胀带来的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严重，因而，政府不得不采用机构改革的方式来确保政府规模的合理、行政机关设置的科学和公务员的活力。

　 机构改革多涉及政府职能的重组、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以及公务员队伍的调整。从表面上看，机构改革似乎仅仅是行政机关的事情，因为改革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行政机关的变化和人员的减少，但实质上，机构改革却与广大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机构改革涉及对行政权的重新界定，而行政权的大小则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自由。行政权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小。另外，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控制政府规模，而政府规模决定着公民负担的多少。政府的一切运作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的税款来支撑的，政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公民的负担越重。当然，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每一次机构改革，都面临着机构人员的调整，国家需要安置分流人员，需要时间、精力和财力。

　 由于机构改革关系到全民的利益，因而需要建立在民主、理性、公正的基础上。公民作为普通的纳税人，有权了解和参与机构改革；机构改革的设计者应当地位超脱，独立于各种利益之上；改革方案需要广泛调查研究以及科学论证。为保障公民的参与、改

　 革过程的理性以及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需要法律的规制。这是因为：首先，法律规制可以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公民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程序来参与机构改革，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如规定公民参与对机构改革方案的讨论，机构改革的研究机构应有社会各界的代表等。没有法律对参与权的规定与保障，公民的参与就只是一句空话。其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改革过程的理性。改革方案由谁来设计论证，由谁作最终的决定，改革方案又由谁来负责推行，都需要法律的规定。除了合理分配机构改革的各种权力外，还可以对机构改革的程序进行全面规范，以保障机构改革权的合理行使。改革过程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改革方案的合理公正。再次，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机构改革的有效推进和改革的最后成果。由于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所以改革方案一旦为立法所肯定，任何人都受其约束，违法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通过法律规制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也可以防止改革成果的流失。

　 目前，西方国家的机构改革大多在法律的规制下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通过立法成立一个改革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为非官方组织，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由其负责对机构改革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机构改革的建议报告。第二，由立法机关制定有关机构改革方面的法律。对机构改革研究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一般要在政府和社会进行广泛讨论，立法机关可以采纳其合理部分制定法律，决定改革。第三，有关改革的法律制定后，由政府具体推行。在推行过程中力求稳妥，往往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美国新政后的政府重组，日本二战后的几次政府改革都是遵循这一改革模式，并取得了较好成果。

　 不能说上述改革模式完美无缺，但有一点则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的民主与法治精神。在我国，机构改革往往由政府自行设计，并依靠运动式的行政手段推行。改革的设计者也是改革的推行者。虽然政府的部分改革方案需要权力机关的批准，但权力机关对机构改革的介入十分有限。这种模式的机构改革能立竿见影，迅速便捷，但也存在许多内在缺陷。由于缺乏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所以改革阻力大，改革方案有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也存在诸多风险。改革者主观随意性大，自由裁量权过宽，改革方案往往缺乏严格细致的论证。机构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的魅力和智慧。另外，机构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每届政府在改革之初都决心很大，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没有及时通过立法固定下来，改革风一过，又复归以往，机构人员又迅速增长。

　 由是观之，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大的机构改革前，能得到社会各界和民众的参与，能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科学论证，如果我们的改革设计者能处于中立的地位，超脱于各种利益之上，如果我们的改革能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情况也许会变得不大一样。无疑，我们仍然需要机构改革，但也许不必如此频繁；政府的职能仍然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而调整，但也许不会有太多的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政府的规模仍然需要控制，但不必经常大规模地裁员，也不会因为裁员而给公务员个人以及社会造成负担。因此，机构改革的法制化的确是使这一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新闻出版署


关于认定、查禁非法出版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闻出版局、全国各出版社：
为了有效地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便于准确地认定、取缔非法出版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摘要转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规定：“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它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此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办发〔1989〕13号）的规定，以“买卖书号、刊号，违反协作出版、代印代发规定从事出版投机活动”，印制的出版物，亦属非法出版物。
2、凡是非法出版物，一律由新闻出版署或省级新闻出版局认定，并通令取缔。
3、盗用中央级出版单位名义出版和印制的出版物，由新闻出版署认定并通令取缔；盗用地方出版单位名义出版和印制的出版物，由出版单位所在的省级新闻出版局认定并通令取缔；其它的非法出版物，一经发现，由当地省级新闻出版局认定并通令取缔。
4、出版单位或其它有关单位、个人，请求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取缔非法出版物时，应同时提交该出版物的样本。如果是盗用出版单位名义或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的，还应一并提交非法的和合法的两种版本的样本，作为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依据。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下发取
缔通知时，应尽可能具体列述非法出版物的特征及与其相应的合法出版物的区别，以便有关部门识别。



1991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