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衡平法上的理论体系，我国公司法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继受和移植；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受信义务理论，对我国公司法的发展至关重要。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使得上市公司更加注重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同时，依据受信义务原理，上市公司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不应与非上市公司有所区别。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最难以表述的概念之一。受信义务理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形，并且明显地通过类比的法律科学而非原则发展起来{1}。受信义务在不同的情形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内容，在公司法下，主要是董事对公司承担的注意和忠实义务。
　　一、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起源和发展
　　（一）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起源
　　受信义务{2}，英文表述为fiduciary duties或fi-duciary obligations，我国学者将其翻译为信义义务{3}、受信托义务{4}、诚信义务{5}、受托义务{6}等。《布莱克法律辞典》将“fiduciary”解释为：“作为名词，指一个具有受托人或者类似于受托人特性的人，该特性包含着委托与信任，要求审慎的善意与诚实。作为形容词，指信托之特性；具有信托之特点；与信托相类似的；与信托相关的或者建立在信托或信任基础上的。”{7}将“fiduciary duty”定义为“为他人利益将个人利益置于该他人利益控制之下的义务。这是法律所旨意的最高标准的义务”{8}。
　　一般认为，受信义务是从英美信托法上的受托义务发展而来的。而“信托”是英美法最为独特的制度{9}。具体而言，信托关系成立的基本要件至少有三：其一，指定的受益人和受托人；其二，确定的可转移所有权于受托人之财产；其三，以转移所有权为旨意将信托财产实际交付于受托人{10}。
　　英国早期判例法通过“类推适用”信托关系的方式调整公司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在1844年之前英国大多数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ies）都未组成法人（实为合伙企业）{11}，公司通常将信托证书委托于公司的董事，从而使董事代表公司的行为取得有效性。这时，董事和公司的关系确实与信托十分相似。
　　（二）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发展
　　现代公司制度的确立，使得董事和公司的关系与信托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于信托受托人，而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公司。其次，信托受托人的主要职责是保存和维护受托的财产，并尽量避免风险。而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风险，公司雇佣董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其甄别风险的能力为公司牟利。“董事的义务应表现出企业家的气概，并接受商业风险，为公司的资本带来足够的利润。”{12}因此，公司的董事较信托中的受托人享有较大的自由裁决权。最后，信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而公司的董事却是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管理事务。
　　事实上，英美法系的受信义务理论发展到现在，已经脱离信托法而成为内涵异常丰富的学说。“‘fiduciary duty’或‘fiduciary relation’与‘duty as atrustee’或‘relation of trust’是不同的：一方面，‘受信义务’或‘受信关系’所适用的领域是广泛的，在‘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信任，另一方则负有受信义务’这个唯一的共同点上，上述概念是逻辑上的种属关系；另一方面，除了这一共同点外，fiduciary并不具备trust所特有的构成要素。”{13}也就是说，受信义务是这样一种理论，受信义务的产生取决于一方给予另一方信任的受信关系，受信义务在不同的受信关系中是不同的。这种受信义务广泛适用于律师、监护人、经纪人、公司董事以及政府官员等受托人身上。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主要是董事对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董事对公司承担的受信义务一般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注意义务，二是忠实义务。其中前者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以适当的注意管理公司以免损害公司利益；后者是指公司中的管理者应将公司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14}。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的强化，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除董事外，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和监督的其他高层，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等，甚至公司的雇员和股东，都可能对公司承担一定的受信义务；另一方面，受信义务也不限于对公司的义务，在特定情况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能对股东直接承担受信义务，譬如，董事与某一股东或某一类股东直接进行交易的情形。在公司破产情形下，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还要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受信义务。有学者还分析了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及股东相互之间的受信义务问题{15}。事实上，受信义务产生于具有信任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且具有因适用情形而异的特性，即只要一方当事人基于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信任而在二者之间产生一定的信任、委托关系，就有可能产生另一方当事人的受信义务，且受信义务理论并不具有统一的、普适的原则，而需要根据具体的适用情形来分析，这样公司法上受信义务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我国立法对董事受信义务的继受
　　（一）英美法系董事的受信义务
　　公司法上受信义务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对其一般原则进行理论探讨，尤其是就董事对公司和股东的受信义务而言，英美法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和理论体系。一般而言，英美法上董事的受信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按照《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的规定，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履行义务时必须：“（1）怀有善意；（2）要像一个正常的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处境下应有的谨慎那样去履行义务；（3）采用良好的方式，这是他有理由相信符合公司利益的最佳方式。”{16}
　　而违反忠实义务一般包括四种情形：“（1）涉及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2）涉及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共同董事的公司之间的交易；（3）涉及董事利用了本应属于公司的机会谋利；（4）涉及董事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17}概括起来就是自我交易、竞业竞争以及利用公司机会情形。
　　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区别主要在于“法院对于声称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审查相当严格，而对被声称违反注意义务的审查则相对宽松。”{18}事实上，忠实义务侧重于强调董事不得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司利益或放弃公司的最佳利益，注意义务则强调董事作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业务的管理人对公司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必须以诚信的方式、以普通谨慎之人应有的注意从事公司经营决策和义务监管，不得怠于履行职责{19}。另外，董事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在判断标准、责任免除、举证责任分配及能否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等诸多方面存在区别。
　　（二）我国公司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148条、第149条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此外，有关上市公司的准则和指引中也有关于董事受信义务的规定。如《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条第二款规定：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又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 1.5条规定：“董事应当履行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包括以下内容：（一）原则上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以合理的谨慎态度勤勉行事，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应当审慎地选择受托人；（二）认真阅读公司各项商务、财务报告和公共传媒有关公司的重大报道，及时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和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以不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或者不知悉有关问题和情况为由推卸责任；（三）《证券法》、《公司法》有关规定和社会公认的其他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可见，我国公司立法继受了英美法系董事的受信义务理论，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当然，有学者认为，勤勉义务仅指董事参加公司事务之管理的义务{20}，只是注意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其全部内容，我国公司法没有使用注意义务的概念是立法的漏洞{21}。同时，我国公司立法对董事受信义务的规定还表现出立法层级较低（以部门规章为主）和主要以上市公司为规制对象等特点。
　　（三）委任说及其批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立法上采纳了受信义务理论，理论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委任说”来解释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我国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理论不宜引入信托说，“信托制度原是英美法的制度，对于我们这样有习惯于大陆法系久远传统的国家，几乎是很陌生的。如果用其解释公司与董事的关系，人们在习惯上心理上都很难接受。相反，引用委任关系说明公司与董事关系，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22}。
　　所谓委任说，是指就公司与董事的关系而言，公司作为委托人，董事作为受托人，委任标的则是公司财产的管理与经营。委任说是大陆法系国家解释公司与董事关系的理论。如《日本商法典》第254条之一第3项规定：“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依照关于委任的规定。”而委任则被规定于《日本民法典》第3编“债权”中的第2章“契约”之第10节即第643条至656条。与此类似，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与董事间之关系，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依民法关于委任之规定。”台湾地区“民法”第528条规定：“称委任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为处理之契约。”
　　笔者认为采用委任说解释公司和董事关系的主张甚值商榷：
　　首先，采用委任说将带来立法上的不便。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公司立法采纳了英美法系的受信义务理论，直接规定了董事的勤勉和忠实义务。若采纳委任说，则需要“一方面，在民法通则中补充关于委任的规定”，“一方面，在公司法上明确规定，公司与董事的关系适用委任规定”{23}。这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立法成本。
　　其次，委任说不能科学地解释现代公司制度下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委任关系中，受任人的义务只限于相当于注意义务的善管义务，而无法推导出董事的忠实义务。即使在日本公司法理论界，也已普遍承认将董事义务划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必要{24}。当然，日本学者对上述划分的具体含义也有一些争议：有的认为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最基本的义务，忠实义务只不过是注意义务在股份公司中强化后的特别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义务是并列的关系，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与公司交易和董事报酬的特殊规定，都属于忠实义务之内，这样，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就可以涵盖董事的各种具体义务{25}。第二，委任所处理的事项仅限于委任人委托的事项并应严格执行，受任人不能自由处理或越权处理，而董事对公司事务享有较大的自由决断权。第三，委任实际上仅处理委任人与受任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对外产生效力。而董事的受信义务尽管一般是对公司的义务，现代公司法越来越强调董事对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义务{26}。
　　再次，主张委任说的学者并未真正理解受信义务理论的内涵。受信义务虽起源于对信托义务的类推适用，但已经与信托义务有了巨大的差别。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是专门被改造用以说明公司和董事关系的理论，是在公司和董事之间基于信任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群。此外，我国固然主要继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商事立法尤其是公司法主要借鉴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和理论。作为法治相对落后的国家，盲目地给自己的法律传统贴上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标签并无太大实益，动辄用“人们的习惯和感情”代替严谨的学术思辨更是不可取的。
　　最后，受信义务理论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事实上，真正构成我国继受受信义务理论障碍的是其衡平法性质。受信义务理论起源于衡平法上的信托制度，衡平法关注个案的具体情节，且程序上更加灵活，“没有了‘衡平法’技巧做支撑，‘受信’概念就仅仅是包含了一些僵化的规条”{27}。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在判例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已然具有了相对确定的理论构架，在准确界定受信义务的概念、将相对确定的理论规范化、立法化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在衡平法之外确立制定法上的受信义务体系。至于受信义务理论中尚不确定的部分，则可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综上所述，在立法已经借鉴受信义务理论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
　　三、上市公司董事受信义务的若干问题
　　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董事”这一特殊群体的受信义务问题未给予过多的关注，一个隐含的前提似乎是，在董事的受信义务问题上，没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进行区分。笔者则认为，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相应地，上市公司董事的受信义务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一方面，证券立法强调董事对公司股东和潜在投资者的受信义务；另一方面，董事等内部人的受信义务理论在追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
　　受信义务是在具有受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并且仅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英国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经历了一个循环式的发展变化，在不承认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的时期，董事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对股东承担受信义务；《1856年股份公司法》颁布后，开始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此时判例法就倾向于视董事为公司的受托人，只对公司负有受信义务{28}。在现代英美公司法尤其是美国公司法中，传统公司法将受信义务的对象仅限于公司的观点已被废除。判例法通过将紧密型公司看做合伙组织，将董事和股东类比为合伙人的方式，最终确立了董事对公司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29}。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董事对作为整体的公司而不是单个股东或某类股东承担义务；但是，如果一位董事直接与一位股东发生来往或者其行为以某种方式损害了某位股东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位董事很可能就要直接对股东负责{30}。
　　笔者认为，公司和董事之间的受信关系与董事和股东之间的受信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基于董事和公司之间的信任、委托关系产生董事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在董事与股东之间基于一定的原因产生信任、委托关系时，又在董事与股东之间产生另外的受信义务，这种受信义务不同于董事对公司的受信义务，只是它同样要求董事善意地、谨慎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免损害股东的权益。
　　（二）受信义务归责理论
　　受信义务归责理论，是美国判例法追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由美国最高法院在Chiarel-la案中发展出来。根据该理论，一位内幕人员与局外人的交易被裁定违法之前，必须与发行人公司之间存在一种法律关系，而该法律关系是内幕交易信息的来源，也是内幕人员负有公开义务的法律依据{31}。当然，由于受信义务归责理论的局限性，使得与公司和股东不具有受信关系的其他内幕信息获得者逃脱法律的制裁，美国判例法又发展出来信息泄露理论及盗用理论作为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现今，美国证券法上的内幕交易归责理论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如果是传统内部人、推定内部人从事内幕交易，则依据受信关系理论归责；如果是外部人利用内部人（包括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泄露的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则依据信息泄露理论归责；如果是外部人盗用、窃取内幕信息，则依据盗用理论归责{32}。
　　美国内幕交易归责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立法和实践背景。美国规制内幕交易的立法主要是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10节（b）。该条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州际商业工具或方法或邮政，或利用任何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从事下列行为皆为非法：在购买或销售已在证券交易所注册或未如此注册的任何证券时，违反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为公共利益或保护投资者所必要或适当的规则和条例，利用或使用任何操纵性、欺骗性手段或计谋。”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授权，制定了贯彻实施第10节（b）的一系列规则，在这些规则中以《规则10b-5》最为重要。该规则规定：“任何人员直接或间接利用任何方式、或者州际商业工具、或者邮政、或者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施从事下列行为，均为非法：（1）使用任何手段、计划或诡计进行欺诈；（2）进行重要事实错误陈述、或遗漏陈述根据行为时的情况避免产生误导的重要事实；（3）从事与证券买卖有关的、导致或将要导致欺诈或欺骗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做法或商业活动。”
　　尽管《规则10b-5》并不是法律而只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政规章，但是它在美国反证券内幕交易中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证券法权威Louis Loss教授和Joel Seligman教授认为，在美国所有法典中，几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像《规则10b-5》这样的法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短短的条文衍生出如此众多的内容，可谓开天辟地第一遭{33}。
　　但是，从这些规定中并不能直接找到规制内幕交易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说，仅仅是立法上的禁止尚不足以说明内幕交易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来源，或者至少是不能充分说明，因为很容易陷入同义反复的泥潭。在美国法院的一则案例中，法官明确指出：……这种义务并不是来自“第10节（b）”和《规则10b-5》，如果是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循环论证。这是一种来自于证券法之外的一种诚信关系{34}。更何况，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从来就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反对内幕交易规制的学者大有人在{35}，赞成内幕交易规制理论的学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对反对派的学者进行批判，但最终都要回到如何追究内幕交易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来，都无法回避内幕交易不法行为的义务来源问题。受信义务归责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受信义务归责理论在追究内幕交易法律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受信义务归责理论为内幕交易行为的不法性提供了义务来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之上，违反了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受信义务，应据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受信义务归责理论不仅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同时也为信息泄露理论提供理论依据。信息泄露理论也是在美国判例法中发展出来的内幕交易归责原理。在信息泄露理论下，只有泄露信息者对公司承担受信义务，接受信息者才因为继受这一受信义务而对其利用或再次泄露信息的行为承担责任。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Dirks案中主张：“只有在内部人违反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将信息泄露给接受信息者，且接受信息者知道或应该知道内部人违反义务时，接受信息者才对公司的股东负有不得利用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受信义务。”{36}
　　最后，受信义务归责理论能够合理地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内幕人员是指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包括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与操纵市场和欺诈等不正当交易行为不同，证券法只是禁止拥有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员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非一般性地禁止任何人从事内幕交易，事实上，在现代证券市场上，市场分析人员利用分析结论从事证券交易被认为不可或缺。受信义务归责理论通过判断受信义务是否存在，合理地确定内幕人员的范围，使不具有受信义务的行为人免于被追究法律责任[1]。
　　我国《证券法》第76条明确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无一例内幕交易行为被追究民事赔偿责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明确的立法依据，无法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立法分析。笔者主张，在公司法借鉴受信义务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证券法确立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内部人、违反受信义务的行为、投资者的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这一设想如果能够得到论证和实现，对于追究内幕交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有效地遏制内幕交易行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受信义务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侧重于忠实义务，“似乎没有任何一部公司法规将董事‘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做出如现行中国公司法般细致的开列”{37}，而仅原则性地规定了注意义务中的勤勉义务，并且未给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无疑会给司法适用带来困难。
　　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在英国公司法上经历了从主观标准到主客观结合标准的转变。早期的英国判例法中适用的是主观标准，即以董事自身所有的知识、经验来判断其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为了克服主观判断标准的弊端，现代英国在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上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即将董事必须具有一个在公司里与董事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作为客观标准，仅在董事为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时采用主观标准，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美国，则一直坚持使用的是客观标准，即要求董事履行一个在同样情况下出于同样地位的具有一般谨慎的人所应有的注意去处理公司事务，同时又引入了经营判断规则对董事的利益加以保护。1970年重修的美国标准商业公司法将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善意地；（2）以一个一般谨慎之人在相同的地位相似的情况下应有的注意；（3）以一种其合理认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38}。
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2005年烟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意见




各省级局（公司）、工业公司：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局（总公司）的领导下，经过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省级局（公司）和工业公司及鉴定站的共同努力，2004年烟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顺利实现了预定的工作目标。根据劳动保障部《关于印发<劳动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200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劳社鉴发[2005]3号）精神，结合烟草行业的实际，现提出2005年烟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意见。
烟草行业2005年职业技能鉴定的工作重点是：夯实鉴定基础工作，建立完善职业标准体系，加大鉴定题库开发建设力度；充实鉴定人才队伍，提高素质，保证质量；建立健全职业技能质量监控体系，加强质量督导和监控；突出重点，完善措施，推进高技能人才的培训与鉴定；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制度建设，理顺管理体制，以提高管理水平为目标，以规范鉴定行为为准则，以确保鉴定质量为重点，全面推进鉴定工作。
一、进一步夯实鉴定基础工作，建立和完善职业标准体系，加大鉴定题库开发建设力度
切实加强各职业标准及鉴定题库的开发建设，为行业鉴定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保证。从今年起，国家局（总公司）将全面负责各职业标准、鉴定题库以及培训教材的开发建设工作。采取国家局（总公司）统一管理，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计划组织，各省级公司配合保障，各鉴定站及企业具体落实的工作方式。
1．加快完成各职业标准的开发工作。对已制订完成的所有特有职业（工种）标准进行全面的补充和完善，对新增职业加紧完成由鉴定规范向职业标准的转换。2005年，经劳动保障部批准将完成卷烟商品营销员、烟草种植工、烟机设备维修工、卷烟包装工、烟草检验工、烟草制品保管工等职业标准的开发工作。
2．加强鉴定题库建设，使题库在数量、质量两方面得到全面提升。题库开发严格按照模块化管理，采用招投标的方法，对投标单位推荐的开发人员资质和能力提出明确要求。结合试卷使用情况的反馈机制，加紧完善烟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试题责任制，将题库开发列入省级局鉴定站年检考核内容。
二、进一步充实鉴定人才队伍，全面提高队伍素质，保证队伍质量
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人员、考评人员、信息员和专家4支队伍的建设，定期进行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等内容的培训，重点抓好考评员和专家队伍建设，不断优化组成结构，以适应新形势下鉴定工作的需要。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分类细化各类人员任职资格条件。各省级局（公司）、工业公司、鉴定站要做好各类人员的选拔与推荐工作，严格把住入口关。同时，对4支队伍全面实行聘用制，完善培训、使用、考核、奖励相结合的优胜劣汰制度，对优秀人员进行表彰奖励，对不合格者进行淘汰。今年行业计划举办1期督导员培训班，2期高级考评员培训班，3期考评员培训班，1期专家业务培训班，1期考务管理培训班以及1期信息员培训班。
三、全面加强鉴定的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系，加强质量督导和监控工作，组织开展质量检查活动。
抓紧制定《烟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违规处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对鉴定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健全鉴定质量举报、查处、通报制度。加强对鉴定工作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控，进一步巩固鉴定督导工作机制。适时组织开展鉴定质量检查。今年，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将对各鉴定站鉴定工作进行抽检。
四、突出重点，完善措施，全面推进行业高技能人才的培训与鉴定
发挥鉴定在培养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中的主导作用，以技师培训鉴定为重点，进一步改革技师考评体系，加快技师资格鉴定步伐，畅通高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按照“行业统一标准、职工自主申报、鉴定中心鉴定、企业因需聘任”的原则，全面推进技师考评制度的改革。
1．合理放宽技师申报条件，打破资历限制，对掌握高技能、复合技能且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可适当放宽技师申报条件。鼓励更多具备高超技能的青年职工参加技师资格鉴定。鼓励从事生产一线工作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技师资格鉴定。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要在今年制定出具体的申报方法。
2．健全完善以能力评价和业绩考核相结合的技师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考评内容采取技能鉴定和综合评审相结合。技能鉴定按照技师资格标准，重点考核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综合评审突出技能运用及所做贡献，重点考核工作业绩、技术革新、传授技艺及职业道德等。统筹教育培训资源，探索技师鉴定新模式。今年，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将在上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对包装专业进行一到两次的集中鉴定试点工作。
3．继续加强对各级、各类职业竞赛的指导、监督与服务，对竞赛内容进行标准化控制，对竞赛过程进行规范性监督，对竞赛结果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相应职业等级晋升工作。今年将组织开展第二届烟草行业烟叶分级职业技能竞赛。
五、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坚持“三个服务于”工作原则，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为企业和职工服好务
1．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鉴定工作的服务意识，坚持鉴定服务于生产实际、服务于企业需求、服务于职工需要的工作原则，各鉴定站在制定工作计划与开展各项鉴定业务时，要与企业充分沟通，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与计划安排，帮助企业合理制定各级各类人员的职业资格晋级规划。增强工作主动性不断创新鉴定工作方式，在坚持鉴定工作的基本原则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开展鉴定业务，鼓励企业采取校企结合、定单培训、委托培养等培训方式，根据不同的培训特点制定相应的服务措施。
2．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根据行业改革形式的发展，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要加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摒弃应付任务的心理，将鉴定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全心投入，兢兢业业；要加强工作的先进性，不断总结，持续改进，善于打破固有模式，采取新方式，创造新方法，努力提高鉴定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六、加强制度建设，理顺管理体制，以提高管理水平为目标，以规范鉴定行为为准则，以确保鉴定质量为重点，全面推进鉴定工作
1．加强制度建设，理顺管理体系。充实加强鉴定专业管理人员力量，按照劳动保障部及国家局（总公司）关于鉴定工作的规定与要求，建立健全各项鉴定工作管理规范。理顺鉴定管理体系，建立适应工商分设后新形势下的鉴定工作管理结构，在保持现有鉴定管理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各工业公司人力资源部要将鉴定工作列为部门工作职责，要有一名领导兼任鉴定站副站长，并要有一名工作人员从事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2．跨地区工业公司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原则上按企业行政区划实行“属地鉴定”，个别按集团化管理的企业经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同意后，鉴定工作可采取集团统一鉴定的方式进行。
3．规范鉴定行为，确保鉴定质量，切实推进行业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强化鉴定业务管理，认真做好以下7项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有关鉴定站管理、考务管理、考评员管理和资格证书管理等工作环节的管理制度；以年检为手段，以考务管理为主线，提升鉴定工作质量，今年继续采取鉴定站自查和国家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抽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年检，年检结果通报全行业；加强对考评人员的使用、管理、考核和评估，实行动态管理，继续开展考评员年度评议，对优秀考评人员实行表彰奖励；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完善财务、信息上报、文书档案等方面管理制度的建设，做好文件起草、政策研究制订工作,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鉴定工作的全面开展；工业企业鉴定工作的重点是全面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大高级技能培训与鉴定力度，进一步完善高级技师鉴定方法，鼓励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上岗制度、培训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相衔接；烟叶生产企业鉴定工作的重点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的覆盖面，提高烟叶分级高级技能培训与鉴定的比重；商业企业鉴定工作的重点是以卷烟商品营销员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为核心，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命题、统一考务和统一证书的原则，规范鉴定报名、实施鉴定现场控制、答题卡管理以及鉴定数据分析等环节的管理程序，根据参加鉴定人员情况适当增加鉴定批次，并新增补考鉴定。
七、加强信息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导向作用
完善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信息工作网络，加强信息利用。提高信息质量与传递效率，做好鉴定需求、鉴定实施、鉴定结果和鉴定质量控制等鉴定信息的分析、汇总、整理工作，切实发挥信息对行业鉴定工作决策与指导的辅助功能。各省级局（公司）及鉴定站，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宣传栏等宣传媒体，大张旗鼓地向企业和职工宣传开发劳动者职业技能，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大意义。宣传推广典型经验，表彰职业技能鉴定先进单位和个人，并通过举办技能成果展等活动，在行业内、企业内形成重视职业培训、尊重技能人才的风尚，为高技能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意见印发后，各单位须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实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国家局（总公司）。






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