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受理申请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后，其具体行政行为未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对其职责的规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仍属于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应判决其履行法定职责。

　　案情

　　巫五陀向江西省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下称城建局）申请拆旧建新，城建局于2011年7月21日给巫五陀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任志沪的房屋与巫五陀拆旧建新的房屋相邻。因巫五陀违法超面积施工，任志沪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城建局于同年9月22日向巫五陀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1.违法超面积部分立即停止施工；2.于2011年9月25日前严格按城乡规划建设局审定的图纸整改到位。但第三人未进行整改，仍继续施工。2011年12月15日，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随后又向巫五陀送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1.违法超面积超层部分立即停止施工；2.严格按照我局审定的图纸整改到位。2011年12月26日，城建局向巫五陀送达《限期拆除告知书》，要求在2011年12月28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任志沪认为巫五陀违法建房，因主管部门坐视不管，任由违法建房，已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诉请于都县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城建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城建局强制拆除第三人违法超面积和超层部分及封堵第三人违反规划设计条件的东西两侧门窗。

　　裁判

　　于都县人民法院认为，对第三人的违法建房行为，被告已依法及时作出了查处，对责令整改、限期拆除等措施，法律没有具体时间的要求，因此，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成立。

　　于都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任志沪的诉讼请求。

　　任志沪不服，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赣州中院认为，对原审第三人违反规划许可的建设行为，虽然被上诉人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多次作出责令整改通知和限期拆除通知，但原审第三人均未按通知要求进行整改，原审第三人明显的违法行为应当并通过有效措施即时予以制止。被上诉人虽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了书面的整改通知，但未积极采取措施保证整改到位。被上诉人在本案履行查处违反规划许可违法行为职责中的行为不完全，构成不作为，应判决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一审以被上诉人已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且整改措施没有时间要求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已尽责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

　　赣州中院终审判决：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于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由被上诉人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依法履行规划监管职责。

　　评析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受理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该具体行政行为只部分满足了申请人的请求，如果未满足的部分，也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行政机关则构成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法院应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认定行政机关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针对行政相对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已积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不存在消极不去实施自己应当实施的行为，也不属于拒绝受理或者完全拒绝做出拒绝或不予答复的典型不履行法定职责形式。申请人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持异议，而是强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全部满足其申请。双方因此引发诉讼。

　　二是行政机关负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由此可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做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对违法行为人不履行的情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还应负有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的职责，由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对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

　　三是行政机关已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实现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需要。本案中，虽然于都县城乡规划局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但第三人违法行为并没有停止，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对被上诉人属于不完全履行法律规定职责。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法第417条规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条文中的“犯罪分子”应改为“犯罪实施者”。主要基于以下思考。

首先，“犯罪分子”一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分子”是文革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主要用于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分子等歧视、侮辱性词汇中。

将犯罪的人称为“犯罪分子”，使之异化于普通民众，并由此成为专政的对象，是阶级斗争年代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需要，与现代法治所强调的公平、公正和人文关怀的理念相悖。

其次，不是法言法语。法律语言要求词义清楚、内涵准确、外延明确，相比之下，“犯罪分子”既可以指法院判决后的罪犯，也可以指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等待判决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可以指具有犯罪行为特征的人或单位，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范围。

第三，表述不明确。现代汉语词典对“分子”的解释是，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法律意义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就已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如果将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相当于把单位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这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相矛盾。

第四，背离了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未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应该认为他是无罪的。所以，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前，称被追诉人为“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称之为“被告人”，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称为“罪犯”。刑法第417条规定的“犯罪分子”，实际上指的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侦查、追诉的“犯罪实施者”。

最后，与人权保障理念不符。刑法不仅惩治犯罪，也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责任是正当的，但是，他们的人格同样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犯罪分子”这顶帽子，不自觉地煽动了公众对涉嫌犯罪者过激的蔑视、敌对和仇恨，践踏了其人格应有的尊严。这既不利于犯罪人改造、矫治和重新融入社会，也与我国倡导的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不合拍。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417条中“犯罪分子”的表述不妥，建议改为“犯罪实施者”。刑法其他条文中“犯罪分子”一词，也应作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