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体育总会


关于印发《2007年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群体处、社体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天津、广州体育学院：
根据群体工作计划，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社体中心于2007年8月1~5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举办了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研讨会。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结合实际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2007年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




为进一步唱响“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促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于2007年8月1日—5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举办了全国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研讨会。全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的8所体育院校（北京体育大学，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天津及广州体育学院）、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部分省市（区、市）体育主管部门和农民体协的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山西省体育局和忻州市体育局的重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胡建国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认真总结14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着社会的发展、广大群众的需求，就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综合素质、能力和数量；如何进一步适应城市社区青少年锻炼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实施农村全民健身工程的需要，培养和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如何有效地在部队开展社会体育技术骨干培训并实施社会指导员等级制度；如何进一步规范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制定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的管理办法；如何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所需的工作指南性资料，制作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所需的精品课时光盘；如何在2008年奥运会前举办以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经验、交流、宣传、促进为目的的大型活动方案，以及如何按计划实施2007年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等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讨。
此次会议议题范围广，时间紧，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
一、关于农村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大家认为，实施农村体育健身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加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仅占总数的10%，远远不能满足9亿农民的健身需求。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偏少，质量偏低的问题亟待解决。农村发展的难点在于，农民的收入和文化水平偏低，对自身健康的重视不够；各地农村的体育基础、传统习惯和风俗各不相同；农村开展体育活动缺少必要技术骨干。因此打造一支扎根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尤为重要。我国农村地域广阔，经济、文化、体验等有诸多差异，要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支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师资队伍，坚持免费培训和义务服务，应把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农村学校的体育教师、农村文体中心户、农村医生、退伍军人等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逐步实施。与会的湖北农民体协代表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和调查结果，提出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学要有实效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过去取得教学经验基础上编写培训的辅助教材，教学内容除规定的必要的理论部分，项目设置上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特色和需要把传统项目和新项目结合推广。培训内容主要是：职责、素质，活动组织能力，常见运动创伤处理，体育器材使用与管理等。大家对2007年工作计划中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培训教学方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二、关于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发展问题
经过研讨一致认为，可将《军人锻炼标准》和培养部队体育骨干两者结合起来，从部队特点出发，实施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建设。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可与地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优势互补，以取得多赢效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方面为部队服务，另一方面为地方培养体育骨干。部分省市已为部队培养了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军地两用人才。此项工作各地体育部门应积极支持和配合。
三、关于制定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管理办法
这是继2006年对8所体育院校13年来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进行全面评估的延续，管理办法涵盖了培训基地工作的基本内容。应在管理办法中完善如下内容：１． 每期办班之前召集院校培训工作会议，研究办班有关工作。２． 办班结束后，8所体育院校应以书面形式正式向有关省市体育部门反馈学员在班学习新、表现情况，以便让各省市主管部门及时准确掌握了解输送学员的全面情况。３． 要建立联络员制度，各省体育主管部门确定一名相关工作的联络员，确保长期和基地所在院校进行工作上的及时沟通。
四、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制作培训教学光盘
根据2007年工作计划，在举办本年度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期间，各院校须在已确定的学员认可的精品教学目录基础上，进行重新审定后制作，主要作用如下：１． 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２． 用于各地各个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的培训。３． 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再培训（适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5年以上没有经过再培训的人员）。４． 为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及广大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使用。５． 抢救体育精品课程。光盘母带将在今年年底培训工作完成后，经过审定再投入制作。
五、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
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通用的工作指南性质资料手册十分必要。编写内容包括相关的体育法规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具备的素质条件，应做到简单使用。2007年进行研究和编纂，拟列入2008年工作计划出版。
六、关于2008年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策划方案
大家一致表示，2008年奥运会之前举办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高水平的、具有影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是顺势、借势、造势，全面唱响“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要把活动方案策划好，通过技能展示达到检验、交流、宣传、促进的目的。把我国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十多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展示出来。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凡是由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开展的有特色的健身活动项目均可参加。一定要将活动办出成效。
七、为保证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数量和质量，努力完成《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培训要求和任务目标
在2006年采取了由群体司和社体中心下发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通知、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2007年的培训通知依然由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下发，要求各基地所在院校会后正式报上2007年培训计划，并保证培训工作在11月中下旬之前完成。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胡建国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要树立系统工程的发展思路，要解放思想，创新观念，树立大群众体育发展观，群众体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意义重大。全国9亿人口在农村，是群众体育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的重要基础。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新时期部队强军建设，有助于为各行业、农村及城市社区培养高素质体育骨干。开展群众体育的目的要为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服务，为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及后备人才培养服务，为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服务。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要加强培训学习，努力成为科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开展健身活动的服务者，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宣传者。是基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抓住机遇，切实抓好，狠抓落实，不但要有数量，更要注重质量。2008年奥运会之前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是我国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十多年来的成果展示，目的是促进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事业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办公室成员，要树立全局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在总局群体司的具体指导下把工作主动，创造性地做好。
宪法“司法化”的反思与前瞻

秦前红*


内容提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讨论尚未结束，2003年5月，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争议。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题词：宪法 司法审查 宪政
引 言
推行宪政的关健在于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并且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司法化”①最能体现和落实宪政的精神。迄今为止，中国的法院还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作出判断。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做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②的讨论。今年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伤害致死案，导致了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①从而进一步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违宪问题的关注。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所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二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若干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语义解析
首先，宪法“司法化”这一话语在纯理论意义上具有两个维度②：一是当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司法适用性。这个命题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③。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
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是否有违宪审查权问题。这无疑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命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虽然司法审查这种制度在现代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它本来并非一条不证身明的公理。实际上，司法审查制度始终受到本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其一，按照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孟德斯鸠等人所倡导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能范围必须严格区别，彼此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但如果容许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就意味着司法权也可以进行政治目的性判断，两者的界限岂不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否定了立法的效力，那么实际上司法权就事实上享有了某种程度的优越地位。在司法权高于另一权（立法权）的情形下，如何实现制衡？例如法国长期抵制司法审查制度，其理由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分权制衡的体制。①
其二，按照洛克、卢梭等人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即使在分权制衡的架构中，为了避免扯皮而需要其中的某一种权力具有优越性的话，那也只能是i立法权，而轮不到司法权，何况只要司法独立得到切实的保障，立法权的优势不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均衡。相反，如以“立法独立”来对抗司法权优越，势必更加违背法理。
因此宪法“司法化”的语义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一样严格地进入司法程序，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法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 ）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以宪法作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引领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门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审查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认同，它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名国普遍的做法。
二、我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的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1949年9月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至今，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已走过了风风雨雨50年，有些人认为，我国宪法被视为“闲法”，人民法院判案不得引用宪法条文；人们意识中也有“宁可违宪，不可违法”的思想。在民意调查中，公民也认为与切身有最大利益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刑法等等，而置宪法于一边。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
第一，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①从1949年9月至今，我国先后制定和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和四部正式宪法，并颁布了三次宪法修正案，无论是全身修改还是局部修改，所修改及确定的内容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党要完成的任务及实现的目标。修宪过程主要表现为将党的政策法律化的过程。宪法的频繁变迁和修改，严重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立宪者的短视，症结所在是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先定为给执政党的政策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在我国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总伴随着一次宪法的修改，如果宪法经常性地被政策而温柔地改变，那么，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宪法化”就很难充分地得以实现，宪政秩序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法治”与“人大至上性”的矛盾，使宪法“司法化”在现行体制上不能完全实现。——所谓“人大至上”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法治的最低标准就是保持国家法律在宪法框架内的统一，就是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就是所谓的“治法”，如果法治排除了“治法”的硬核，那么法治的剩下含义就是“治人”了①；一旦统治者打着法治的旗号而行“治人”之时，人也就变成了奴隶，“法治”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我国，一方面全国人大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有权对宪法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假如有人指控全国人大立法有违宪之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能通过解释宪法而不是修改法律来“自圆其说”，以保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的合宪性；即使不能“自圆其说”，“人大”还可使用"修宪"的杀手锏来保证其所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在这种体制下，除非“人大”自觉地进行其立法的合宪性监督，否则，法律违宪问题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宪法规范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宪法认识的前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宪法性质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ii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定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第四，违宪事件经常发生削弱了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对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的具体规定。国家机关违宪情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首先，不履行宪法职责，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如滥用权力等。其次，职务行为没有法律根据，认定这类行为违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这类行为若给相对人一方科以义务使其因此而遭受了损失，国家要负赔偿责任。最后，国家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宪。以孙志刚一案为例，1991年国务院发出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最初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见，《收容遣送办法》与《立法法》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宪法。
三、宪法“司法化”不同类型之比较
世界上现存的宪法司法化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表现在审查主体上有分权的与集权的，表现在审查时机上有事后审查的与预防审查的，表现在审查方法上有附带审查的与主要审查的，表现在审查结果上有个案效力与普及效力的等等①。以下分别对两大类型的主要构成进行简单比较、说明和分析。
美国模式承认各级法院都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这种审查只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只能在处理各类普通诉讼案件的程序当中采取所谓的“附带审查”（即宪法问题只能作为具体争议内容的一部分而不能作为主要争议提出来）的方式。法院仅仅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作抽象性判断，因此审查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案当事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尽量避免由法官来制定法律的事态。当然，遵循先例原则使判决的效力有机会涉及其他同类案件，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结果还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安定也不会因而遭到破坏。然而，这种普及效力在形式上还是仍然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
与美国模式不同，在欧洲大陆法系各国中，合宪性审查职能被限定在单一司法性机关如宪法法院，宪法评议委员会等集中履行，普通的各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则无权过问。宪法诉讼在多数场合是由国家机关（包括政府部门，国会议员以及受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按照特别程序来提起，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具体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分别进行的。以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为前提，宪法法院的构成以及人事选任方法都必须反映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审查内容也往往包括政治问题和统治行为。另外，尚未生效的法律，条约也被列入审查范围之内。二战后，英美和欧陆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司法审查制度出现了趋同化的发展①。其中最典型实例是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根据1947年宪法第81条的规定，日本导入了美式附带合宪性审查制度。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不同，日本的实际做法最终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例如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到1975年就名存实亡，最高法院实际上发挥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却不采取抽象性审查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诉讼案件的判决进行部分问题的审查，另外，审查的重点从立法转移到防止行政权力对人权的侵犯方面，在整体上倾向于司法消级主义等等，似乎介于美国模式和战后德国模式之间。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及其适用范围
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因此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和违宪争议，宪法不应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屡屡发生，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使宪法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变成现实，对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进行有效的追究与纠正。
虽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不对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会导致宪法的滥诉现象。在我国必须坚持普通的民事审判的私法领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权利条款。宪法权利仅直接适用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在反映公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的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①。刑事审判程序是确定公民是否犯罪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何种刑罚的程序，即定罪量刑的程序，刑事审判所处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属于公法领域案件，但是，由于刑事审判具有定罪量刑性质，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而不宜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在非刑事审判的其他公法领域，也并非都要直接适用，如果立法符合宪法并体现了权利的价值，通过立法构建的法律秩序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说一般法律权利规范已是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化则只可直接适用一般法律。在执法尤其行政执法领域，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法律的权利规范进行救济，在穷尽这种救济之后，再适用宪法权利规范进行救济。
五、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体制型构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加强公民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也是当务之急。鉴于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首先，必须改变对宪法的观念，宪法不是“神法”，也不是“闲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其次，司法审查制度应该逐步到位。第一步，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的权威。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代表人数众多且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所以应当强化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常委会委员应当实行专职化、年轻化，同时要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确保它能履行宪法67条所规定的职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二步借鉴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在重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所规定的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审查。行政法规违背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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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考《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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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篇中，A，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