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生效及执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3]43号

2003-04-18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我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于2002年6月24日在北京签署的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业经双方外交部分别于2003年1月24日和2003年2月27日互致照会，确认已完成该协定生效所必需的法律程序。根据该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协定应自2003年3月29日起生效，并适用于2004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上述协定文本，总局已于2002年7月2日以国税函〔2002〕602号文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对企业支付工资薪金总额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特别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国:
1个人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
1．对法人利润及其它收入征收的税；
2．个人所得税。
（以下简称“吉尔吉斯税收”）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出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吉尔吉斯斯坦”一语是指吉尔吉斯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吉尔吉斯斯坦”一语是指根据国际法吉尔吉斯共和国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适用吉尔吉斯共和国税法的领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吉尔吉斯斯坦;
（四） “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税收或者吉尔吉斯斯坦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 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民”一语是指：
1.任何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
2.任何按照缔约国一方现行法律建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九）“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输；
（十）“主管当局”一语，
1.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2.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方面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当时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缔约国一方实施的税法对有关用语的含义优先于该国其它法律给定的含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
（四）如果其是缔约国双方国民或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确定其居民身份。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12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 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连续或累计超过十二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 “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 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由于使用专利或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费用或其它类似款项，或者为提供特别劳务或管理而支付的手续费，或者借款给常设机构而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得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由于使用专利或其它权利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其它办事处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费用或其它类似款项，或者为提供特别劳务或管理而取得的手续费，或者借款给企业总机构或任何其它办事处而收取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上述各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二、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一、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的，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并且加以征税时, 如果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上述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享受”股份或“享受”权利、矿业股份、发起人股份或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其它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十一条 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作为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作为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的版权，包括电影影片、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缔约国一方企业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陆运车辆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其它股票取得的收益，该项股票又相当于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任何十二个月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 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十二个月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其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行政区或其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1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2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行政区或其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行政区或其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一、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主要是为了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该缔约国一方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该缔约国一方应自其第一次到达之日起, 三年内免予征税。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私利从事研究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一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一、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收到的来源于该缔约国以外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二、第一款所述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取得的不包括在第一款的赠款、奖学金和劳务报酬，在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应与其所停留国居民享受同样的免税、优惠或减税。
第二十二条 其它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 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中国居民从吉尔吉斯斯坦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吉尔吉斯斯坦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在吉尔吉斯斯坦，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吉尔吉斯斯坦居民从中国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中国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吉尔吉斯斯坦税收中扣除。其扣除额应等同于在中国缴纳的税额。
按照上述规定扣除的税额不应超过该项所得按照吉尔吉斯斯坦税率计算的数额。
（二）吉尔吉斯斯坦居民从中国取得的按照本协定规定应仅在中国纳税的所得，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将其包括在税基中，但仅是用于计算该项所得在吉尔吉斯斯坦适用的税率的目的。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第二十五条 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应作密件处理, 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各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将适用于在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九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对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停止有效。
本协定于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吉尔吉斯文、俄语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任何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倪学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人权国际保护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经常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和中心。本文愿就中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一初步探析，并由此说明中国人权的基本特点。

一、 中国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人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是：
（一）中国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
首先，中国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贯尊重基本人权。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对宪章的承认和赞同。1955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万隆会议上签署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明确提出“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正如周总理指出的那样，这些原则实际上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一贯遵守的原则”。
其次，中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对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中国的人权已经制度化、法律化。中国的人权立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将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的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到实现。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中国每年净增1500多万人，相当于统一前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国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食、住房、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中国政府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最后，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进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
1991年11月1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1996年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又有了显著的改善。1997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第三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说明中国人权状况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中国政府发表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三个白皮书，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表明了中国尊重和维护人权的诚意，有助于国际社会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
（二）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人权问题具有二重性，即国际法属性和国内法属性，“人权无国界”、“人权问题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的主张，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抹煞了人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就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各国在人权方面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家合作代替冷战。
长期以来，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它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对目前急需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如果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监督他国人权状况而自己却无需改善，一类只被别国监督而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时，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针对它们自己，而它们本身却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的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进行人权保护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会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国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样方法，采用同等步骤是行不通的，只有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可能获得解决。
（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加强人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中国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直派团出席经社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积极参与有关人权议题的审议，为不断丰富人权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系统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多次派代表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组，在工作组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意见和修正案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中国政府自1980年起先后签署、批准并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力公约》等17个国际人权公约，一贯按照规定提交执行有关公约情况的报告，严肃认真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1997年10月28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根据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授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公约有10个条文规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权、组织工会权、社会保障权、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等，要求缔约国尽最大努力采取步骤，以便逐渐达到这些权利的充分实现。我国加入这一公约后，我国的人权保护将因此而上一个台阶，这是我国对人权保护事业的又一大贡献。标榜“人权的兵工厂”的美国至今也未加入这一公约。
我国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中，始终站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边，主张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人权问题是生存权和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权，国际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消除世界经济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外国侵略、占领和干涉等影响发展权的因素，为发展权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 中国人权的状况及其特点
(一)中国人权的基本状况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人民饱受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的欺凌，帝国主义者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大规模地杀害中国人民，人民毫无生命保障，生存权只是一句空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权获得了根本保障，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当然，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正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的成功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到1996年发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五年的时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已接近小康水平，农村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又有很大提高，又有1500万人摆脱了贫困，使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0.1％下降到8.2％，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1996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在本世纪之内，我国将彻底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
中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广大人民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在国家中具有主人翁的地位，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近5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是满意的。当前，我国正努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使人民更充分地享受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权利。
公民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人权的发展历史表明，没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权，就不是完整的人权。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进行研究、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并就这方面人权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中国人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职责分工范围内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法律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平等地加以保护，对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中国没有政治犯，任何人不会仅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处以刑罚。中国监狱、劳改场所严格依法接受经法院判决交付执行的罪犯，犯罪服刑期间的应有权利依法受到保护，享有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劳改产品一律不允许出口。中国修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近年来还颁布实施了《律师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并采取其他许多措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
劳动权的保障。劳动权是生存权的必要条件，没有劳动权，生存权就没有保障。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公民享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参加职业培训的权利、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利、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劳动法制建设，除国务院和国家劳动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大量有关劳动工资和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等法规和规章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94年7月5日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从199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劳动法》的颁布，使我国公民的劳动权利保护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
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全国职业宗教人员中有近9000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同其他各界代表和委员一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支配和干涉中国宗教的内部事务，以维护中国公民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中国对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受到特殊照顾。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国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行扶助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中国政府为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从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残疾人的人权保障。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同健康人一样享有公民权利，中国高度重视残疾人的权利问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相配套的政策、条例和规定，通过扶助、救济、补助、供养、保障和特别照顾等多种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福利、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现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为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努力，妇女依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妇女的健康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中国重视对儿童的保护，儿童的发展状况有明显改善，由社会各界开展的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春蕾”计划、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医疗条件的“博爱工程”等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目前已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国重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中国于1996年8月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使国家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律化。
计划生育和人权保护。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面对基本国情，为了保障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且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中国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完全符合1984年联合国《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的要求，也符合联合国《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内政，不是侵犯人权，而恰好是对人权的保护。
（二）中国人权的显著特点
根据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权保护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人权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广泛性。首先是享受人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中国的人权不是少数人的人权，也不是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权，而是全体中国公民的人权，在人权主体上并不排除某一类人或某一些人，只要是中国公民，都享有中国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其次是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十分注重个人人权，而且也注重维护集体人权。
2、公平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在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各项公民权利不受金钱和财产状况的限制，也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的限制，为全社会的公民平等地享有。
3、真实性。中国的人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人权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的人权立法和人权保护制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种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享受的权利是一致的。


本文首次发表在《重庆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